標準答案

去年底，在一場新北市教育局舉辦的「閱讀教育高峰論壇」上，中央大學教授洪蘭和新北市長朱立倫一同探討閱讀教育的重要。席間洪教授表示：台灣教育扼殺創造力最大的元凶是「標準答案」，她看過太多中小學的測驗卷，完全以教科書的內容命題。朱立倫在旁點頭稱是，認為一定要改正「從教科書文字找答案」的教學方式，讓孩子有更多的想像空間。

這席發言隨即登上傳媒版面，成為多方討論的教育話題，可惜恰逢總統大選激戰，沒多久就被人淡忘。教育不應該有標準答案，原本是稀鬆平常的道理，算是教育的基本常識，從專家或官員的口中說出，卻儼然成了某種讓人恍然大悟的「新發現」，稍事反思，總覺這個國家有點不對勁。不過，這一席話倒是忠實地反映出一件大家都忽略的問題，那就是「教科書」。不管是完全以教科書內容命題，或者從教科書文字找答案，牽涉的都是什麼是教科書？哪一本教科書？如果我們沒有固定的一本教科書，或者根本沒有所謂的教科書，至少不會有依教科書而來的標準答案。國民教育法第8-2條建立的國中小教科書「一綱多本」制度，想要打破的，便是教科書定於一尊與標準答案的連鎖反應。

誰料台北市長郝龍斌上任後，就帶頭違法，逆向操作，硬生生的把國中的教科書變成「一本」，新北市、基隆市隨後跟進，共同製造出所謂「北北基聯測」的教育大怪獸，在強力執行「教一本、讀一本、考一本」的教育政策下，當然也必定要有標準答案。當朱立倫大談要讓孩子有更多的想像空間的同時，大概忘了他自己也是北北基的共犯之一，正是鼓勵從教科書文字找答案的推手。洪蘭教授應該沒想到，她口中台灣教育扼殺創造力最大的元凶之一，正好就坐在她的旁邊。

教育不能光說不練，而且身教重於言教。在台北市中山國中服務12年的音樂老師蕭曉玲，不忍看到孩童的想像空間被束縛，不願看到年輕的靈魂心智被禁錮，毅然站出來反對一本主義，並在2007年11月12日狀告台北市長。不可思議的巧合，同年12月19日，中山國中校長召開記者會，檢討蕭老師的適任問題，出席的還有教育局副局長。當記者問及蕭老師何時開始不適任，副局長回答：11月12日。隔年3月，蕭老師被校方火速解聘，理由是「行為不檢，有損師道」。蕭老師難以置信，但相信台灣是個民主法治國家，於是尋求司法救濟，走上行政訴訟的長征之路，結果得到的卻是駁回的判決。只見滿紙抄自教科書上有關「判斷餘地」的字句，至於這位服務了12年的音樂教育工作者何以在一夕之間成為「行為不檢」的老師，法官沒有半點說明，一律推說這是學校的「判斷餘地」，事不關司法。台灣恍如回到白色恐怖時期，且以文革般的方式發生在培育台灣國家未來主人翁的校園裡，原本應該捍衛人權、維護法治的行政法院，扮演的竟是鞏固這種恐怖的角色！

當教育專家高談標準答案扼殺創造力的時候，蕭老師正好孤身的走完法律的救濟程序。教育不該有標準答案，真得不是那麼理所當然，需要不斷的啟蒙、教育。啟蒙的核心是運用心智的決斷與勇氣，不是答案；而教育是學習如何面對問題、如何選擇與決斷的過程。標準本、標準答案、連帶的一試定江山，讓學童在還沒學會選擇之前就已經被選擇了。歷史慣常的經驗顯示，價值一旦定於一尊，甚至神格化，腦袋可用的空間就會變小、變窄，只能接受同類的資訊。缺少了逆向思維與求異精神，就不會有反省而來的核心價值，也就不可能有自主的判斷能力。

標準答案之為害，只需要看看99訴121、100判1893這兩則行政法院判決。受害的不止蕭老師一人，還包括承辦的法官，外加台灣的法治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