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常救濟的問題，不該是由立法者限定條件，再要司法去因應正義之門能開多寬的。非常救濟其本質應該是建立於司法特質符合的資歷制，由上而下的監督，傳承司法一代交給下一代：汝應恪遵憲法，化身正義給付給人民符合所有公義務下應給付給人民的審判，下一代恪遵了傳承作法，反過頭來才能認為，或許手中的司法作到了一點正義，甚至是永遠疑惑於憲法承諾與正義間的同一性是否存在。

白話來說，也就是審判層級的存在，其理由仍在監督，畢竟法官只是凡人，所以要隨時存有向他問責的存在，否則就是放任形成絕對權力的腐化。所以即使問責不常出現行使，即使下級法官都已恪遵職務，苦於如何判斷正義的掙扎？台灣誰敢說出這樣的話？司法才方漸次擺脫政治尋得初步獨立，又必須避過法曹自身政治信仰對個案判斷影響，這經驗都不足，已經作的夠了嗎？只剩道德良心問題了嗎？誰敢說呢？

歷史所致，或許並非都是司法的問題，但如本誌過去提出過的，如果真能堅實事實審、下級審，公認有某邱教授所說溫暖而富有人性、值得信賴的審判，誰還需要那麼多的法律審、非常救濟審程序？刑訴法再審修正了，弭補了一個不足，但若已經被辨認出的司法缺失不能補足：司法部門的資源未能有效配置、專業與公民參予未能強化、人民對司法信賴程度未能提昇，司法金字塔的頂端，仍然是酬先知以監禁的荒謬設計，因為這制度讓資歷最深者卻最沒有表示意見的機會。

實際上，就我們所觀察到的，除了再審機制外，甚至該說若要達成憲法囑託的公平審判，非常救濟根本要應對的重點是無法本質區分的一體問題（或說上位概念？）：亦即法律適用與涵攝的錯誤才是，然而目前幾乎這種程序無違、卻實體荒謬的審判案例，要尋求司法正義排除，卻根本不得其門而入，因為不屬於（不被解釋屬於）任何一種非常救濟理由，即使文義上可以劃歸非常上訴處理，但立法上沒有明示，司法高層也處於大法官、最高法院功能定位區分不明的自相混亂，對這種算是少數但實為嚴重影響司法信賴的案例，反而自縛手腳難以有效監督指正，要說窄門已開足，那是欺人民不知癥結。所以亦可知司法金字塔頂端（特別在審判事項上指最高法院，或是大法官要改制審判庭型態？）對非常救濟這扇可能通往正義
的門扉，必須具有完全主動權力（即使是許可制亦可），才能有效監督指導下級，不會在任何一個對法官是無數分之一，對人民卻可能是一生一次的關鍵事件中，錯過剔除違反司法正義的可能。這樣人民才可能憧憬、信賴著一個或許常是完全關著，但必要時一定會打開給人靠近正義機會的司法。

所以，雖然台灣立法權能夠通過這次修法，表現已是差強人意了，但我們仍然得說：窄門尚未開足，同志仍須努力。

◎台灣法學雜誌研究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