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義轉型

 

 

220日,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公開否認1937年發生在南京的大屠殺事件,表示所謂日軍在南京殺害30萬普通民眾的說法不正確。接著,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說:「我不認為是大屠殺。」

無獨有偶,221日,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投書報紙指出:228事件非正常死亡及失蹤人數為500餘人,三民版高中歷史教科書卻表示「據估算,死亡的台灣民眾超過萬人」,台北新公園228紀念碑文也宣稱「死傷逾萬」,這是歷史真相嗎?

一週之後,在228事件65週年紀念的儀式上,代表父親林明勇(太魯閣族頭目)接受「二二八受難者回復名譽證書」的林國樑說:記得5歲那年的某天,突然很多人到家中把父親強行帶走,只見帶走父親的那輛吉普車前後印有國民黨徽,從此失去父親音訊…。

這一切看似不可思議,卻又完全合乎邏輯。如果部分日本人至今仍然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事實,那麼今天在台灣有人質疑228事件的死傷人數,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;如果親人死訊的證實、名譽的回復要等上60年,那麼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官民武裝衝突、軍隊彈壓百姓,死亡人數也只能是估算之譜,實際必然超過已知之數。

郝柏村的「讀者投書」當然無力翻轉歷史,只能抒發某種特定的想法。當「個人之見」進入言論市場之後所激起的正反漣漪,剛好讓我們窺見民主轉型之後台灣社會的思維版圖,也反映出部分人民的意識型態與歷史情結。不管客觀史實真相如何、不管世局如何動盪變遷,某些片面的迷思或頑固的執念始終不會改變,也不容撼動,轉型、扭曲的只是公理正義!

因緣際遇所形成的歷史記憶與認同取捨,自有其無可分說的複雜理由,暫且不去理會,比較重要的是某些語言對思維或記憶所產生的制約,或者更進一步地掩蓋時代的罪孽,讓歷史傷口隱然撕裂、慢慢潰爛。數字、文字、語言其實不是全然透明的符碼,它會回頭影響到我們的思維。一如班雅明在《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》一文的洞見:語言不再是傳達客觀意義的外在工具,它本身就是被傳達的客體。像是郝柏村使用「台北新公園」一詞,指涉的當然不是客觀意義的「公園」,它本身就是要被傳達的客體(傳遞不承認228是一種「事件」的訊息)。

就人的思維層次來說,記憶是人們看待世界的角度之一。經驗上,文字或語言是建立「共同記憶」的符碼,但使用文字或語言所篩選的記憶或所投射的想望,卻極其不同。就好比我們透過光影來分辨物體的存在,但物體的邊影其實並不存在,也沒有確切的位置。表述事物的文字或語言並不等於它所表述的事物,有時候只是導引某種意義的線索。

如果世人譴責南京大屠殺的理由不是日本人殘殺中國人,也不是「死傷逾萬」,而是荼害無辜百姓的反人性獸行,那麼為什麼偏偏要在「我族殺我族」的228事件上,斤斤計較死傷人數的多寡?真的是像馬英九說的:228事件的焦點不在「受難人數」?如果說受難人數是「集體性不正義」的某種表徵,那麼對228受難人數的質疑,投射的無非是否定「轉型正義」的一種心理狀態。

稍稍注意,郝柏村這篇投書質疑的不是他任內的官方報告,而是歷史教科書和228公園紀念碑文。教育可以聯繫過去、導引未來;立碑為了留下記憶、提醒後人。恰如歐威爾在小說《1984》裡說的:「誰掌握了過去,誰就主宰了未來」,更重要的還有:「誰控制了現在,誰就掌握了過去」!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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