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64期 總編隨筆

李建良　

法學與方法

法學有方法嗎？或者只能做，不能說？

關於方法，法學者到底如何看待？

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現任院長Andreas Voßkuhle（1963-）於2002年的一篇探討方法學的文章中點出疑問，題為歌德浮士德面對的「葛麗倩難題」（Gretchenfrage）！

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問題，不同於自然科學，總是讓人捉摸不定。法國當代社會學暨哲學家Pierre Bourdieu（1930-2002）有一段妙喻：對於方法學的不安，如果到了著魔的地步，就會令人聯想到弗洛伊德的病人，把時間耗費在擦拭眼鏡上，卻一次也沒戴上。Voßkuhle翻轉譬喻，提出反思：如果總是戴著沒有擦拭過的眼鏡，四處遊走，結果又將如何？

中世紀時期的神學暨哲學家Nicolaus Cusanus（1401-1464），法律出身，本乎認識上帝的發願，承襲中世紀經院學派的嚴謹邏輯學，創立比較式的自然哲學，通過比較相對、異中求同，趨近真理，開啟了近代哲學先鋒。1440年問世的《論受教之無知》（De docta ignorantia）著有以下文字：

「舉凡事物的探研，皆是本諸未知事物與既定前提條件之關係，在比較之中判斷未知事物（Omnes…investigantes, in comparatione praesuppositi certi, proportionabiliter incertum iudicant）」、「所有的研究探索，皆是藉由類比度量工具，透過比較為之（Comparativa igitur est omnis inquisitio, medio proportionis utens）」，進而，窮理致知「均存在於或簡或繁的比較關係中（in comparativa proportione facili vel difficili existit）」。

構成Cusanus神學與哲學理論體系樞要的比較概念與思考方法，推而廣之，逐漸成為所有科學研究的通理，同時否證人類對「無限與絕對」的認識能力與窮究可能，所謂「有限與無限之間不存在比例關係（Finiti et infiniti nulla proportio）」，其理在此。這套立論與睿見在滔滔歷史洪流中，未見褪色，歷久彌新。Immanuel Kant（1724-1804）的「比較辨分、異中求同、抽繹結晶」概念形成三階段認識論，脫胎於此，影響所及，法學研究與法理探索遂也不出辨異推理與比況較真的思維方法，於是，「研究探索之道在於比較」（Comparativa est omnis investigatio）成為法學的無上箴言之一，比較法學方法自然不是某一個國家的特有專利。

英國比較法研究大家L. Neville Brown （1923-2008）畢生致力於普通法系與大陸法系之比較，精通法國行政法，於1971年發表「英格蘭比較法的世紀回顧」（A Century of Comparative Law in England: 1869-1969）一文，簡明概括了1869年以降百年來英國比較法發展的三個階段，值得一讀。文中提及十九世紀英國上議院（House of Lords）大法官Lord Bowen（1835-1894）的一句興味盎然的揶揄妙語：從事比較法研究的法律人，「除了自己國家的法律外，對於每一個國家的法律都略知一二」（a jurist is a man who knows a little about the law of every country except his own.），寓意深遠，發人省思，不禁讓人想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（1882-1965）在1947年一場題名為「關於閱讀法條之若干反思」（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eading Statutes）的演講。據信，他在哈佛大學任教時，諄諄提醒學生，法律解釋的三大要訣是：一、閱讀法條；二、閱讀法條；三、閱讀法條！